疫情之下，人们对于生命与健康有了新的认识。

今年北京市两会期间，便有人大代表建议北京应整合在健康和生命科学方面的资源，建立国家实验室，这意味着实验室总包将被赋予新的意义。随着疫情逐渐被控制，加强相关领域研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成为人们在未来应对可能发生的疫情的有效手段。

一“筹”莫展的国家实验室作为科研重地，承担着推动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的任务，对增强国力、促进产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均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也对实验室总包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科技创新平台，对促进我国科学源头创新，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支撑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相对于国家在某一学科领域重点扶持，依托高校与科研机构设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启国家实验室总包工程，国家实验室总包的综合性、交叉性更强，是以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开展基础研究、进行前沿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顶级实验室，代表我国在某一领域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被称为实验室界的tt国家队”。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在高能物理与核物理领域建设国家实验室。到1999年，该领域共有四座国家实验室建成。但当时，我国对这一大型综合性研究基地的认识和理解还比较局限。进人新世纪，国家科技部分两批共启动了16个国家实验室总包的试点建设，涵盖海洋、航空、人口健康.核能、新能源、先进制造.量子调控、蛋白质及农业等领域。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和具有我国特色和优势的领域，建设若干队伍强、水平高、学科综合交叉的国家实验室。此后，“国家实验室”开始更加频繁地在不同规划中出现。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关于提高我国创新能力方面，提到必须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至此，确定了以国家实验室代表国家科技水平的重要战略创新力量的基调。

尽管如此，截至目前，被官方认可的国家实验室仅有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该实验室2006年启动筹建，2013年12月获得科技部批复，2015年6月正式建成运行，其定位于围绕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以重大科技任务攻关和国家大型科技基础设施为主线，开展科技创新。2017年，已筹建十多年的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获批转为组建国家研究中心。或转型或长期处于筹建中的国家实验室，可谓一“筹”莫展。在专业人士看来，这既反映出国家层面对国家实验室建设的审慎态度，也体现出科学界对建设国家实验室较高的期待，遵循“少而精”的原则，严格遴选标准，严控新建规模。纵观国外知名的国家实验室发展过程，我国的国家实验室要想取得成功，重要因素之一是应能聚集全球科技人才，体现科学无国界的理念及以愿景为目标的发展导向，为世界级的科学和技术难题提供解决方案。须重视成果转化中介作用国家实验室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引领地位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毋庸置疑，对地区发展也将产生“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效果。因此，近年来，一些科研基础和条件较好的省市纷纷开始筹建高水平科研设施和研究实体，争取国家实验室在本地建成落地。例如，上海市依托上海光源等多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建设张江实验室，争取进人国家实验室行列；安徽省拟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量子领域的独特优势，申报组建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广东省在2017年启动建设省实验室，已分两批启动建设了再生医学与健康、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等7家省级实验室，以此打造国家实验室“预备队”。北京目前正在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丰富的人才和科技资源是其最大优势。全国顶尖人才云集的前沿学科和最佳的实验室有一半在北京。根据2019年上半年的公开数据，北京研发投人强度是6.17%,稳居全国首位，且远超创新型国家和地区平均2.5%的水平。从创新活力上看，在全国领跑世界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中，有一半来自北京，为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北京每天新产生约200家创新型企业，创业投资金额和案例数都占全国的30%左右。

根据《202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北京将聚焦服务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围绕量子、光电、医疗健康等领域，超前谋划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及国际前沿技术研究，推动设立科学研究基金、颠覆性技术创新基金。在今年初举行的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詹启敏建议整合北京在健康和生命科学方面的资源，建立国家实验室。他表示，实验室建成之后应在全国发挥它的重大平台和引领支撑作用，一方面，要对接国家在健康和生命科学方面的重大需求，另一方面，瞄准国际在该领域的前沿发展情况。

在经历了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给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之后，这一建议不仅为北京参与建设国家实验室提供了新思路，从人类与其他物种生存的角度也有了更深层面的意义。如何近一步认识生物界，并建立人类与之和谐共处的生态关系，成为人类及其他物种健康发展，维系地球平衡的迫切需求。筹建国家实验室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最终，在这里结出的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应用，继而转化为生产力，才能最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尽管近年，我国科技创富效应进一步显现，科技成果转化的质量也不断提升，但仍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是在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体系方面，负责沟通实验室技术供给和企业技术需求的中介，即专业服务机构和人才还比较匮乏，很多还停留在专利、补贴申请等初级业务层次上，服务能力和水平都有待提高。以促进美国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联盟（FLC)为例，该联盟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准官方平台的优势，在转移平台搭建、技术成果与产业界的对接、人才培训、政策宣讲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目前已成为全美300多家国有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核心平台，是美国公共部门技术转移的典范。

因此，对于还处在国家实验室筹备与起步阶段的我国来说，应同步考虑成果转化的需要，配套建设成果转化部门和功能，加强跨机构、跨部门、跨领域协同的成果转化网络建设，促成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用合作创新。同时发挥先进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作用，打造成果发布、转化指引、人员培训等服务能力，让“高高在上”的国家实验室,尽快“接地气”，更加高效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